在屡创生物医药行业“第一”领航配资，甚至被外界称为创新药“一线城市”后，成都生物医药产业的“棘轮效应”，正在越转越快。
6月19日，在参加2025“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发展交流会时，成都海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战略顾问左敏再次提起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为什么是成都？”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为什么不是成都？”拿他自己举例，作为上海医药前执行董事、总裁，因成都医药产业的迅猛发展，他欣然回归故乡。
对于成都而言，一个更近在眼前的问题或许是，如何抓住这个“窗口期”，实现进一步突破？这场交流会恰提供了一个回答的切口：成都正在尝试破题，让更多高能级医药企业前来；同时借此实现自我升级，真正成为生物医药产业的高地。
下一步：医疗器械？
“目前，生物医药产业正迎来大量高增长细分赛道的爆发，如何进一步在特色细分产业赛道上进行布局？”一家智库的负责人提出这一问题，成为参会人员关注的焦点。
这个问题，对于成都来说或许就是，下一个百利天恒或者科伦博泰可能在哪个领域诞生？在左敏看来，一个可能的领域是核药。据他分析，四川有较好的产业优势，而核药药企管线进展非常快，目前成都已经出现代表性企业。作为加速器，海枫生物亦探索成立核药药效评价中心，推动各类资源的进一步聚集。
戴德梁行产业地产部中国区负责人苏智渊则认为，AI与生物医药相结合的赛道，未来可能产生颠覆式创新，目前谷歌等外国企业已经有相应资本布局，成都可以展开相应探索。
此前有业内人士指出领航配资，成都在AI和医药领域均有较强的科研资源基础，并正在推动AI+BT交叉领域的产业发展，包括利用AI筛选和培育新药。
更进一步，此种优势还可能推动成都补足医疗器械产业领域的短板，并诞生出医药产业“新物种”。
作为当天会上签约的9个项目之一，水木医疗创新医疗器械全产业链服务平台及CDMO项目落户成都。据北京中关村水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京昇所说，医药产业涉及的技术审批非常复杂，对检测环节要求极高，其落户的平台将用于服务医疗器械的检测。
据他所说，欧美国家医药产业的“药械比”通常为1:1，而国内为4:1，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存在很大空间。医疗器械重量大、产品下线前需经多次检测，更需要靠近检测机构设立，而作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其有望带动更多医疗器械企业落地。
更具想象空间的是，运用AI大模型赋能检测流程，在此领域，成都则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据孙京昇介绍，选择落户成都，一个原因正是此前与电子科大的良好互动，目前，其正在探讨与电子科大在AI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如他所言，“成都是全国人工智能研发环境最好的区域之一”。
突破口仍在“强生态”
在苏智渊看来，成都目前医药生态各个要素基本都齐全，独缺一个排名前十的全国500强重要生产基地。它将能扮演电子信息产业“主机厂”的角色，带来全产业链生产配套环节。
而即便在初露锋芒的创新药领域，成都也有与国内其他城市类似的短板。如华润医药执行董事兼副总裁陶然所说，我国医药创新更多是体现在技术技巧上，包括ADC、多靶点，但在基础理论和基础研究，包括最创新的靶点上还有所欠缺。对于创新企业来说，仍然需要更多资金支持、帮助其“保持定力”。
当生物医药产业不断迈入深水区，构建一个更完善的生态，是不少业内人士的共同建议。
成都先导药物创始人李进提到，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地的大学曾发起一个名为“结构基因组学联盟”的组织，意在解决未来新型蛋白生产的问题和进行结构生物学的相关研究。该组织由药企和机构资助，其结果必须“开源”，从而推动来自源头的创新。先导曾与其合作，在国内发起“药物发现挑战赛”，以探索类似生态的构建。
“我们不要光关注一次一次的blockbuster（非常成功的作品），而要创造一个体系和生态，创造政策和资本环境，让医药创新能持续下去。”他如是说道。
而要推进医药生态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深入改革也愈加关键。苏智渊发现，他们在帮助国际大型医药企业落地时，影响选址的关键因素往往在于体制机制是否足够便捷高效。
比如，他曾帮助一家大型药企落户苏州，当时企业需要进口30余种不同血清，其中10种此前我国从未进口。而与其他城市相比，苏州海关有效推进新血清的进口流程，成为其选择苏州的“临门一脚”。
对于合规要求颇高的医药行业，政策细节往往决定了一款产品的最终落地。在苏智渊看来领航配资，“如果能在此类细节方面实现突破，成都就可能比其他城市更进一步，在更短的时间窗口引进关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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